中国人民银行数位货币研究所所长穆长春昨(10)日出席“第十届财新峰会：开放的中国与世界”时透露，“数位人民币(DC/EP)”引入私人部门参建。紧接着，他还针对Libra等类数位货币进行解读，并称全球性稳定币将对金融市场、货币体系以及社会体系构成重大影响，因此“呼吁各国评估发行央行数位货币(CBDC)的成本和优势”。
他同时表示，如今私营机构虽可运营数位人民币基础设施，但这当中也附带条件，即“必须纳入法律监管框架”，同时更要“服务监管、为公众服务”，因此公共道德水平要求较高。
今年8月，穆长春就曾表示：“央行数位货币呼之欲出，并将采用双层运营体系”，换言之，就是私营和公共部门共同建设数位货币。他今表示，“往后可能还会运用私人的力量共同建设公共产品”。
针对为何会选择双层运营体系?穆长春曾解释称，“央行数位货币必将是面对零售场景、面对公众”，但鉴于Libra等类“采用纯区块链架构的数位货币无法实现零售所要求的高并发性能”，经过一段时间研究后，决定采用双层体系。
对此，穆长春昨日在会上再进一步针对Libra 在内的“全球性稳定币”进行分享，认为这类数位货币将对“金融市场、货币体系及社会体系”造成重大影响，他并坦言， “作为一个整体可成为系统重要性的监管对象，在法律、监管、风险控制等问题解决之前，不宜推出全球性稳定币”。
穆长春表示，先前参加国际会议曾与Libra团队交流发现，目前“全球性稳定币”尚处早期，设计框架没有确定、信息也不充分，无法评估当前法律和监管框架是否适用于其监管，更直言“(Libra)就像一头巨兽，牵巨兽的人也说不清，或者不想说清这头巨兽到底是什么动物。”
然而，穆长春仍相信，全球性稳定币对公共政策和监管形成诸多风险，例如：法律确定性、治理、反洗钱、反恐融资、反大规模杀伤武器监管、支付系统安全、市场稳健、个人隐私与信息保护、消费者和投资者保护、缴税合规等，“而若其扩展到全球范围，将放大其对于公共政策产生的挑战和风险，也可能产生新的挑战和风险。”
再者，若全球性稳定币广泛用于“价值储存工具”，居民及企业将大量持有用稳定币标价的资产，国内货币政策对这部分资产的收益率影响有限，货币政策传导效果将处于弱势。另一方面，若全球性稳定币被用于支付利息，那么，利率是由篮子货币所决定，利率则应是篮子货币利率加权平均，这将进一步削弱国家货币政策传导，这对本币不在篮子货币中的经济体影响更大。
穆长春建议，有关当局应对可能存在的监管漏洞进行全面评估，以最高标准对全球性稳定币进行监管，并订立新标准。私营机构开发稳定币亦需遵守国际、各国的法律法规，满足来自监管、治理结构及风险管理的最高标准要求，明确参与者对稳定币的权利和义务，清晰界定治理结构和投资规则，并充分披露。
他同时强调，稳定币拓展至全球范围，将进一步放大相关风险，也可能带来新的风险，这或是现有监管框架无法全面覆盖的，因此，“各国应不断完善现有支付体系，完善普惠金融服务。各国央行也应在各自法律辖区内，针对发行央行数位货币(CBDC)的成本和优势进行评估。
